民本经济是自主经济(上)
严炳洲
摘要(Abstract)：
“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,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,一条是权贵私有化的道路。”[1](P419)面对官权垄断或权贵经济的严峻挑战,在超越“物本经济”、解构“官本经济”的进程中,高扬“民本经济”旗帜较之“人本经济”就更加鲜明。它既是鲜明的导向,又是有力的武器。本论题在“服从人”和“自主人”的对照分析中,揭示了走向自主经济之路,需要进一步破除国家本位,超越企业本位或组织本位,筑牢公民本位这个基础。经济体制转轨,是造就“自主人”和制度(包括市场经济制度本身在内)创新的过程,是“见人见制”的转型。所谓“见人”是指从“物本经济”向“人本经济”转变;所谓“见制”则是指从“官本经济”向“民本经济”转变。
关键词(KeyWords)： 民本经济;自主经济;公民本位
基金项目(Foundation):
作者(Author): 严炳洲
参考文献(References)：
- ①李丁富:老百姓经济学———温州人经济发展启示录[M].北京:光明日报出版社,2003年,第176页。
- ②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三中全会(1984年10月)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》认为,多次下放都没有触及到赋予企业自主权这个“要害问题”。参见李志宁: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典(1949年10月—1987年1月)》,吉林人民出版社,1987年,第484页。
- ①Humanismus,源于拉丁文humanus,译为“人道主义”或“人文主义”,参见杨适:《人的解放———重读马克思》,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,第80页。
- ①曾任晋冀鲁豫边区财经委员会主任的戎子和同志曾指出:“‘统收统支’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在1940年提出来的。近几年来有些同志一提到‘统收统支’时,就认为是全国解放后从苏联学来的,是‘苏联模式’。这是不对的。”参见:戎子和,《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简史》,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,1987。《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》(第六编)1937-1940年间,外援占边区政府财政收入的82.42%。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边区财政遭受空前的财政危机。毛泽东提出只有饿死、解散和生产自给三条出路。当时已经决定从1942年起财政方针以统筹统支为主,以生产自给为辅,但苦于库空如洗无法落实这一方针。最后,在1942年元旦那天,财政厅长亲自带上武装缉私,到保安司令部军需处缉获肥皂13箱。这13箱肥皂就成了1942年统筹统支体制最初的物质基础。参见: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,《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》(第六编财政),陕西人民出版社。研究计划体制的学者们普遍认为,相对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而言,经典作家的原始构思对各国社会主义的具体形成影响甚微。参见:伯林纳,《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经济》,载《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》第12辑,商务印书馆,1966。
- ②A.J.M.Milne,Human rights and Human Diversity:An Essayinthe phildsophy of Human Rights,London:Macmillan,1986,第154~158页。
- ①托洛茨基语(1937年),转引自弗里德里希.奥古斯特.冯.哈耶克:《通往奴役之路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97,第116页。
- ①哈耶克指出:“最重要的是,读者要牢记:我们一切批评所针对的计划只是那种反对竞争的计划———用以代替竞争的计划。这一点之所以更加重要,是因为在本书范围内,不能讨论那种用来使竞争尽可能有效和有益的非常必要的计划。”参阅弗里德里希.奥古斯特.冯.哈耶克著《通往奴役之路》(中译本)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97,第46页。
- ②[美]马克.A.卢兹,肯尼思.勒克斯著,王立宇等译:人本主义经济学的挑战,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,2003,第163页。
- ③转引自王佳宁:“十一五”规划的若干期待,载《改革》2005年第9期扉页。
- ④引自《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》。
- ①杨宜勇:中国加速转型期社会特征及变动取向,经济与管理研究,2005年第9期,第3~10页。
- ①引自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》,载《人民日报》,2005-10-19,第1~2版。
- ②厉以宁《非均衡的中国经济》,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,第203页:“在官本经济体制中,企业一经建立,几乎就注定要永远存在”,这被称为“企业刚性”。笔者曾将“企业不灭”现象与“三铁”(即铁交椅、铁工资和铁饭碗)合称为“四铁”,并称之为“铁企业”,参见笔者文集《民本经济论》,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,1996年5月第1版,第95~111页:《企业不灭的“负效应”、“后遗症”及其治理》、《破除“铁企业”治理“后遗症”》。笔者认为“企业刚性”是集权经济体制中,“权力刚性”与“生存刚性”发生作用的结果。
- ③樊纲曾揭示道:“通常,制度环境集中体现在一国的宪法(‘根本大法’)之中,在一个宗教国家中还会体现在一些基本教义或教规之中;而在一个一党制国家,制度环境还会在一定程度上由执政党的党纲所决定。一般地说,制度环境具有正式制度的形式。它也是会改变的,有时是局部的改变,比如‘宪法修正案’所引致的改变;有时是根本性的改革,从而引起整个社会制度的巨大的、整体性的变化,比如我国1949年革命胜利后社会制度发生的根本性变革,就是制度环境的一次根本性变化。政权更迭甚至是被武力推翻,可能并不意味着制度环境的变化,而仅仅是一种集团之间的权力再分配;但大的突发性的制度变革一般总会伴随着政权易手。当然,有些渐进式的社会改革,也可能自上而下地由同一个政府在一段时间内加以完成。”———樊纲:《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》,上海远东出版社,1996年,第27页。
- ④参见特写:《总书记来到小岗村》,湖北日报,1998-01-28,第6版。
- ①对于“大跃进”和人民公社后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,不同学者的估计大致在1 500-3 000万人之间。参阅:吴敬琏著《当代中国经济改革》,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,第50页。“造成饥饿还有一个更为直接的原因,那就是农村公共食堂问题。食堂,看起来是个不起眼的名词,实际却掀起了翻天覆地的风浪,它带来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严重下降和粮食的巨量浪费。那时农村大范围地长期缺粮,与这个‘农村食堂’问题密切相关。”可就是这个食堂问题,1959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《公共食堂前途无量》说,河南省有32万个食堂,参加食堂的人数占农村总人口的99%。四川农村有食堂59万个,安徽农村有20.5万个,上海市郊有2万多个,北京市郊有0.7万个,湖南、云南、贵州等省也都办得较多;并说,“办不得”论只有破产一条路。引自李志宁主编: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典(1949.10—1987.1)》,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,前言第2页,正文第307页。1958年10月25日,人民日报发表社论《办好公共食堂》说,办好公社集体福利事业,特别是公共食堂,已成为巩固人民公社的一个基本关键。(同上第305页)。这进一步表明:“大锅饭”、“穷过渡”所造成的大饥荒,是由于错误的农村政策造成的,称之为“人祸”、“官祸”实不为过。对照“公共食堂的悲剧”,另可参阅“公有地悲剧”(曼昆著:《经济学原理(第3版)》(梁小民译,中译本),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,第193~194页)。